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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 外八庙 民族团结的长城

分类:导游文章次浏览发布时间:201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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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旅游职业学院  杨连学


提到长城,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绵延万里、驰名中外的万里长城,她被誉为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项壮举,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万里长城曾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战争史上发挥过重要的军事作用,今天,她仍在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中吸引着大量的中外游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继续发挥着作用。

作为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承德,不仅拥有长城这笔古人留下的宝贵财富,而且拥有的是万里长城中最精华的部分。“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作为全球重要传媒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万里长城中唯独选中了金山岭长城作为新闻联播前奏曲的背景画面,可以说,金山岭长城是祖先留给中华民族,尤其是留给承德人民的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说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金山岭长城是承德父老的骄傲。

关于万里长城以及承德的金山岭长城,许多人都曾作过深入细微的研究,写过大量翔实的资料,我们就不再赘述。我们今天介绍承德的另一条“长城”,这条“长城”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仅毫不逊色于万里长城,反而超出万里长城许多许多,其影响力不仅遍及当代中国,还将继续福泽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

承德因“避暑山庄”而闻名,老百姓说:“没有避暑山庄,就没有承德。”文人讲:“承德是一座从避暑山庄走出来的城市。”作为清代除北京之外的又一个政治中心,闻名于世的皇家宫苑,避暑山庄以其朴素淡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过避暑山庄的人,无不叹服于这里发生的一切:有着“千古一帝”美誉的康熙皇帝及其孙子乾隆皇帝竟然在这样的青砖灰瓦之间度过了近一半的皇帝生活,并且创造出了“康乾盛世”这样的辉煌时代。更令人折服的是,清朝皇帝在为自己营造这样朴素淡雅的青砖灰瓦、不饰彩绘的夏宫别苑的同时,却同时营造了避暑山庄周围的12座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寺庙,与避暑山庄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和反差,构筑起了我们所要介绍的承德独有的一道“长城”——由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群所折射出来的,构筑在中华各民族人民心中的一道“精神长城”。正是这道“长城”,奏响了中华民族和睦团结的千古乐章,为数千年的封建统治画上了一个和谐的句号,更为今天“五十六个民族亲如一家”的大团结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中华民族修筑长城的历史,起自春秋战国时期,止于明代。修筑长城的目的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是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维护本国的政局稳定与经济发展,说到底是为了“防”,造成的后果是各诸侯之间的“独立”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分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筑起的长城,带来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对立以及人们心理上的“隔阂”,长城内外的人们使用“南蛮子”和“北国鞑子”等蔑称来称呼对方。

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在攻破长城入主中原之后,汲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清王朝建立后,对历朝历代倍加推崇的“筑长城御外敌”政策采取了弃之不用的策略,康熙皇帝在1691年的一份上谕中清醒地提出: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回,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在这段话中,康熙皇帝指出了“筑城御敌”的3点不足:

1. 筑城并未防止边患的出现。

2. 筑城兴工劳役害百姓。

3. 筑城需养兵分守。

同时他深刻地指出:“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为了“修得民心”,使“民心悦”,达到“边境自固”的“守国”目的,自康熙皇帝始,清代统治者奉行了与前朝截然不同的治国方略——改“防”为“抚”,“战抚结合。”

纵观终康熙一朝,文治武功可谓卓越,平三藩、定台湾、剿西北,多为后世称道。与这些比较起来,康熙皇帝的另一大功绩应该说是不仅冠绝当世,而且功盖千秋,此前历代王朝难望其项背。那就是康熙皇帝及其后世继承者乾隆皇帝在中华民族心中所筑起的另一道“长城”——民族团结的“精神长城”,仅以此即可冠康熙皇帝以“千古一帝”的荣誉。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景》中所说:“中国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这个历史难题(指民族纷争——笔者注)两千年来没有解决,康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贡献。”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正是这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的承载者。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跨越康、雍、乾三世,历经康、乾两代帝王的精心修建和不断扩建,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竣工,前后用了89年的时间。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群,俗称外八庙(实际共有12座寺庙,其中的8座寺庙住有定额喇嘛,归属北京的雍和宫直接管理,每月从理藩院领取月银。当时北京、承德两地享受政府饷俸的藏传佛教寺院共有40座,因承德的8座寺庙地处塞外,理藩院在行文时统称“外八庙”,其名沿用至今),最早的两座寺庙溥仁寺和溥善寺兴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最晚的两座寺庙须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和广缘寺建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历经67年的时间。12座寺庙中,除广缘寺由喇嘛自筹资金修建外,其余11座寺庙均由清政府出资或筹资兴建。12座寺庙如众星拱月般环布于避暑山庄周围,暗寓中华各民族心向中央政府。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共同筑起了中华民族和睦团结的“精神长城”。

如果可以给一个城市赋予一定主题的话,那么承德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和睦、团结”,承德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向世人昭示着一个充满魅力、富有理性的“和”字。

首先,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的兴建是清代皇帝“战”与“和”思想的体现。

满族是一个骑马善射的尚武的民族,凭借其顽强的战斗力,先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统一了女真各部;后又攻破长城防线,入主中原,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最后一个王朝的主宰。入关以后,许多满族八旗官兵贪图安逸享乐,军队战斗力大大削弱,在平定“三藩”过程中,竟然出现一人受伤,十数人争相护送离开战场的情况,更有甚者还埋炮自伤,闻风而逃。对此,康熙皇帝深感震惊和忧虑,如此下去,大清江山如何能长治久安?同时,西北少数民族时常叛乱,沙俄政府也在觊觎大清江山,不时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面对如此内外忧患,为了整顿八旗军纪,提高军队战斗力,威慑各少数民族,达到“习武绥远”、强兵备武的目的,在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派员到现围场(原名兴安)“相度地势,酌设围场”。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举行了首次声势浩大的“木兰狄狝”大典,设置了木兰围场,并将秋狝活动定为祖制家法。

由北京到木兰围场有400多公里的路程,“木兰狄狝”阵容庞大,最多时达3万余人,沿途需设行宫作为途中休息和所需物资转运场所,于是从北京到木兰围场康熙年间设立了19处行宫(乾隆年间29处、嘉庆年间31处),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行宫中热河行宫能够脱颖而出呢?这是由热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奇特的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热河距离北京250公里,距离木兰围场200公里,属于“木兰秋狝”理想的中转站,因其“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康熙语),朝中重要奏折以600里加急传出,可朝发夕至,皇帝在秋狝途中不致影响处理重大政务;热河山环水绕,水丰草美,四周奇峰异石,环境幽美;热河地处蒙古与北京之间,“北压蒙古,右引回部,左通辽沈,南制天下”。从政治方面考虑,热河可以“怀柔、肄武、会嘉宾”;从避暑休闲方面考虑,“物有天然之趣”,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做到“人忘尘世之怀”,这对拥有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热河行宫的地位因此日益突出,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康熙皇帝亲自审定设计方案,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开始兴建,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宫落成,康熙皇帝亲题“避暑山庄”匾额,这个昔日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由此可以说,避暑山庄是因“战”的需要而诞生的一座皇宫别苑。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群的修建则与避暑山庄截然不同。首先,从外观看,避暑山庄青砖灰瓦,没有雕梁画栋的奢华,显现出平淡素雅的基调;而其周围的寺庙群,则采用彩色琉璃瓦,有的殿顶甚至采用鎏金鱼鳞铜瓦覆盖,显得金碧辉煌,寺庙群建筑巍峨壮观,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各具鲜明的特色,与避暑山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

寺庙群的兴建,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康熙皇帝在平定了西北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后,对蒙、回、藏、维等少数民族采取安抚的策略,与各民族的首领建立友好的关系,从而达到“固本安邦”的目的,康熙皇帝曾说过:“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指蒙古—笔者注),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群的兴建,正是康熙皇帝及其后代子孙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每一座寺庙都与民族团结的某件大事有着紧密的联系,成为清代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康熙皇帝创立“木兰狄狝”,一方面为练兵,另一方面也是向中外炫耀武力,同时借机与各少数民族首领增加接触,促进了解,因此每次秋狝大典,都邀请各少数民族首领及王公贵族参加。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是康熙皇帝60寿辰,又适逢避暑山庄兴建10周年,蒙古各部王公贵族120多人来山庄朝拜,并敬献20万两白银,恳请建寺庙为康熙皇帝祝寿。溥仁寺和溥善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建起来的,从此拉开了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群兴建的序幕。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为祝贺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封建割据势力和叛乱投俄的阿睦尔撒纳,乾隆皇帝仿照西藏三摩耶庙(桑耶寺)修建了普宁寺。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平定了西北部南疆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从而彻底结束了西北边疆地区长达9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次年又逢乾隆皇帝50寿辰,为了表示庆祝,同时也为了提高喇嘛的素质,加强内地与蒙藏地区的联系,乾隆皇帝下令修建了普佑寺。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达什达瓦部内迁热河,因达什达瓦部在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庙在战火中焚毁,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乾隆皇帝下令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仿照固尔扎庙在武烈河岸修筑了安远庙,以供达什达瓦部祭祀。

随着清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交往的日益频繁,内地政府与西北哈萨克、布鲁特等少数民族的关系不断密切,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来承德朝拜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同时也为解决他们来避暑山庄朝觐时的居住问题,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修建了普乐寺。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是乾隆皇帝60寿辰,次年又是乾隆母亲的80圣寿,各少数民族王公大臣纷纷要求前来祝寿。为迎接他们的到来,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控制,达到佛教中心北移的目的,乾隆皇帝下令自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三月至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八月,仿照西藏布达拉宫的样式,在承德修建了一座观世音菩萨道场,这就是普陀宗乘之庙,俗称“小布达拉宫”。寺庙落成之时,恰逢土尔扈特部历经千辛万苦,付出沉重的代价,摆脱沙俄的阻挠,万里东归到达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和土尔扈特部的万里东归,在藏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增强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广安寺则是乾隆皇帝专为其母皇太后80圣寿而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修建的一座寺庙。

乾隆皇帝曾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和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两次南巡到达浙江海宁安国寺瞻礼,对寺内罗汉堂的五百罗汉像倍加欣赏,于是下令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在承德修建了罗汉堂。

满族入关前信奉萨满教,而各少数民族和广大汉族地区则信奉佛教,为达到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更广泛、深入的融合,乾隆皇帝主张在满族中宣讲佛法。为让满族喇嘛诵习佛经,发扬佛教,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至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仿照山西五台山殊像寺和北京香山宝相寺,修建了承德殊像寺,寺内全部由满族喇嘛诵习满文经卷。殊像寺又被称为乾隆家庙。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是乾隆皇帝70寿辰,西藏政教领袖六世班禅自愿来承德为乾隆皇帝祝寿。乾隆皇帝认为这种“不招自来”的祝寿尤其难能可贵,感到非常高兴,于是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东侧为六世班禅修建行宫,作为六世班禅来承后的讲经说法和休息场所,这就是须弥福寿之庙,是仿照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所建。

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的12座寺庙中,还有一座寺庙是由喇嘛自筹资金所建,那就是广缘寺。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70寿辰,六世班禅和蒙古王公贵族云集承德,纷纷敬献哈达和法器等,普宁寺堪布喇嘛(藏传佛教寺庙的主持人——笔者注)察鲁克斯向乾隆皇帝请求允许他自筹资金建庙祝寿,获得恩准。这就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小,也是最后建成的一座寺庙。

“修建一座庙,胜养十万兵。”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群的修建,充分体现出了清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执行的怀柔政策,尤其是与避暑山庄的素雅俭朴相对比,周围寺庙金碧辉煌,气势恢弘,耗费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给各少数民族的王公大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他们极大的推崇,从而使他们归依内地政府的决心更加坚定。这些寺庙对团结各少数民族,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其次,避暑山庄将皇家的威严与民间的朴质、将自然的粗放与人工的奇巧和谐地融为一体。

避暑山庄是皇帝的宫苑,这里不同于一般的行宫别苑,皇帝住上三五日,甚至住一日也许以后就弃之不用,皇帝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在人们的想像中这里也应该像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俄国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威严庞大,给人一种庄严,一种震慑。

未到过避暑山庄的人恐怕很难想像得到,皇帝的宫苑竟然会像普通民居一样,青砖灰瓦,不饰彩绘,给人的是一份亲切,是一份祥和。与其他闻名于世的皇宫比较起来,避暑山庄显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甚至还透露出几分寒酸。如果不是那前朝后寝、五门四殿的九重院落布局昭示着这里的不同凡响,我们可能真的将其与普通的民宅建筑相提并论了。在这里,较少的是皇帝的九五之尊,高不可攀,更多的是平民的触手可及,自然平淡。

避暑山庄的营建,少的是人工的雕琢,多的是自然的野趣。“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峦之势。依松为斋,则窍崖润色;引水在亭,则榛烟出谷。皆非人力之所能,借芳甸而为助;无刻桷丹楹之费,喜泉林抱素之怀。静观万物,俯察庶莫。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麂鹿映夕阳而成群。鸢飞鱼跃,从天性之高下;远色紫氛,开韶景之低昂。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成。”(康熙《避暑山庄记》)理想的地理环境,省却了繁重的人工劳累;较少的人工雕饰,平添了怡人的自然野趣。流连于避暑山庄之内,徜佯于真山实水之间,体味的是自然的气息,呼吸的是自然的馨香。偶然碰见的散落自然山水之间的亭、台、楼、榭、阁、桥、园、寺、观、庵,让人在消除游玩疲惫的同时,感悟到了山庄营造者构园的奇巧用心。

第三,在避暑山庄的园林艺术中,融合了北方皇家园林与南方私家园林的特点,形成了我国古代园林艺术的融汇与统一。

避暑山庄修建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又是“康乾盛世”这样一个鼎盛时期。历史发展到康乾时期,在园林建筑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加之属于皇家建筑,征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因此,避暑山庄集古今园林建筑之大成,荟南北园林艺术之精萃,成为我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巅峰之作。

中国古典园林可分为自然风景园林、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等类型。皇家园林以北方帝王宫苑为代表,具有粗犷雄壮的特点;私家园林以江南私家宅园为代表,具有细腻秀丽的特色。

避暑山庄作为皇家的一座避暑宫苑,巧借这里独特的地理地貌,首先展示出一种粗放型的雄壮气势,整座山庄占地面积564万平方米,相当于颐和园的2倍,北海的8倍,俯瞰山庄给人一种豪放的气势。同时,山庄之内的各组建筑,又非常善于捕捉其他风景名胜区的神韵,在仿建中有所提炼,有所升华,创造出了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高妙意趣。“融南化北于一处,移天缩地在君怀。”其间融入了我国古代园林设计者和建筑者的智慧和汗水。难怪康熙皇帝这样来评价避暑山庄:“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美景胜西湖。”康熙皇帝为选避暑行宫的地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最后才选中这个“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的地方,修建了这座将北方雄奇和江南秀丽浓缩在一起的行宫别苑,成为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的典范之作。

第四,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群将汉式寺庙与少数民族寺庙建筑风格与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

避暑山庄建成之后,这里成了当时中国各民族聚汇的热闹场所,尤其是各边疆少数民族的王公大臣们惧怕北京夏日的酷热,往往难以进京面圣,而这里适宜的气候和适中的路途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皇帝与各少数民族首领的频繁接触,自然而然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员的数量也在剧增,各式各样的寺庙也就是为了适应这些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人们的需要而出现的。

在避暑山庄的周围,除了我们经常提到的“外八庙”外,还散布着数十座风格各异的庙宇,里面供奉不同的神灵。在所有这些寺庙中,有的风格单一,或汉式、或藏式、或维式……,有的则是不同风格的融合,融合的方式又各有不同,有的前后界限明显,将两种不同风格的寺庙连接在一起,有的是以一种风格为主,其他风格为辅,有的则是将两种或几种风格揉合起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由于数千年传统的积淀,几乎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寺庙,闻名天下的寺庙也有许多,但像承德这样拥有不同风格的寺庙群的地方却世所罕见。有人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承德归来不看庙。”这话应该不算夸大之词。

 

承德,正是这样以其宽广的大山的怀抱,容纳了诸多的内容,承载了诸多的重担,同时也铸就了自己的辉煌。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承德正是体现这种团结的一个缩影。仔细观察避暑山庄的地形地貌,人们惊奇地发现: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以山区为主,东部和东南部又分别以草原和水乡为主。这与我们中国的版图是极其相似的。在这样的自然之中融入了南秀北雄兼备的避暑山庄,融入了周围风格各异的寺庙群,融入了那么多的和谐与统一,这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大自然赐予承德的一份特殊偏爱。

无论你怎样去理解,去解释,你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承德,有我们中国的第二道“长城”,这道长城无法用长度去测量,无法用空间去界定,更无法用时间去计算,她的作用远胜于早已闻名于世的那道万里长城,她的影响也大大超过了那道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的修筑花费了2 000多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却没有达到定边保国的目的,反倒给营造者换来了“残暴”的骂名。而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仅用了不到百年的时间,就换了中华民族永久的融合与团结,为后世的民族统一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

团结、和谐、统一,承德永恒的主题。

避暑山庄、外八庙,中华团结的长城。